（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
【导读】数字化转型是个长期过程，从美欧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开始，到随着信息科技革命而经历的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再到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掀起的崭新浪潮，尤其是通用性数字科技的广泛应用和产业化，逐渐融合了原来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智能经济的所有特点，使原来的几种形式集中到数字经济这个核心内容，且迅猛发展，部分已变成生产、工作和生活上的经常应用，被世界逐渐接受为一种主要的经济形态。
数字化转型也体现了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有的国家很早施行去工业化，有的国家刚完成工业化，各国历史文化基础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区域民族各有特点，而且转型过程不是简单的此去彼来，不能将数字社会与工业社会截然分开，“在这场调整变革中，工业经济时代的产业运行体系还在发生根本性变革，资源配置、创新协作、生产组织、商业运营等方式加快转变，全球经济正迈入体系重构、动力变革、范式迁移的新阶段。”崭新的形态正在从工业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和形成，是扬弃中的此消彼长，这就使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在全球呈现多种状态。
（本文来源于《人民周刊》2022年第18期，第40-42页，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参考。）
衡量经济社会形态的兴衰更替，要从工具、技术和生产力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治理的一整套东西来把握。铁器和牛耕使用的农业革命，结束了石器社会，开创了农业社会；以蒸汽机、电气化为标志的两次工业革命，结束了农业社会，开启和深化了工业社会。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带来经济形态调整、变革和转折的机遇，数字经济时代正在到来。
衰落的传统形态正在为数字经济腾挪空间
数字经济要成为新的经济社会形态，处于衰落阶段的旧形态就得为其腾挪出空间。工业社会经历几百年是否已经衰落？从几个世纪不停地被批判其积弊，揭露其退势可见，其弊端丛生，日趋没落。
19世纪，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认为工业社会不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也不是一个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自由与发展的社会。
20世纪，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认为，工业化生产方式对经济领域和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不断加深现实社会危机，加剧了现实社会的冲突，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类浩劫和灾难，人们不再相信这样的社会，大众对市场机制以及对实现社会的经济目标失去信心和兴趣，并断言工业化实践以及工业主义，将以失败告终。
21世纪，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分析工业革命以来的财富分配数据，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财富不平等加剧，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问题，直击贫富差距的主因，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以降低财富不平等，作者站在工业社会生产关系的立场，不可能提出解决工业社会的本质性方案。
其实，工业社会的每次危机都触及其本质，只是工业社会早期、中期尚处于生产力的旺盛阶段，由于及时知趣地调整生产关系，客观上延长了这个形态的寿命，但衰落的命运难以挽回。
20世纪中期信息革命后，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意识到工业社会某些机制和环节的危机，生产成本高，污染很严重，效率日渐低下，于是展开了“去工业化”。
一是将制造工厂由大城市迁移到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甚至迁移到国外；二是发达国家的钢铁、造船、工程机械和纺织等传统产业，逐步走向衰退，制造业严重萎缩；三是把生产过程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等环节，分散到国外工资成本低廉的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加剧了这种趋势。
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去工业化很残酷。美国的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者的比例，从1965年最高值的28%下降至1994年的16%；日本制造业从1973年就业比重的27%下降到1994年的23%；欧盟15个国家中，1970年制造业就业比例的最高值是30%，到1994年下降到20%。
同时，金融和服务业迅速发展。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劳动者总数的比重，从1960年的56%上升至 1994年的73%。其他发达国家均出现类似现象。结果造成美国虚拟经济膨胀，逐渐脱离工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成了诱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以至于后来几任美国总统花力气推动制造业回归都难以如愿。
去工业化最应调整、变革以至去除的是僵化的生产体制、管理机制和不合时宜的观念文化，然而却简单地削弱了工业、制造业和经济实体。毕竟工业社会几百年施惠人类，促进社会进步，树立了崇高的地位，要真正推进经济形态更新和转化还需强烈的外部力量。
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催生新的经济社会形态
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正好从外部冲击到传统的经济体系。
一是数字智能技术拓展了社会连接的边界。互联网、物联网，覆盖了人、物、时空等广阔范围，打破了工厂、车间、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的界限。工业时代的先生产、后消费、再分配的顺序，正遇到数字时代的边生产、边消费、边分配的并发状态。扩大了原来跨国企业的内涵和外延，通过它们将数字技术快速传播和推广到世界各地乃至人类难以涉猎的更大范围。
二是数字平台的共享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在新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中，超越原来工厂、单位、组织的信息传递圈子，使所有的生产、工作和生活都进入网络视野。不断发展更新的通信技术，以及庞大的数字智能体系，从最早运用于生活消费领域，向着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延伸，从便利和活跃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到应用数字技术创造出各种产品和服务，支撑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是数字科技的通用性盘活各个产业。在各项数字技术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又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方式，融合生物科技、材料科技、航空航天科技、环境能源科技等，积极影响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升级，共同推动技术转化、产业创新和体制转型，促进整体效果超越工业社会衰竭部分的分工、速度、质量和效率。
四是数字科技的强大智能普遍提升了效率。自动化不再限于机械化和电气化，更多地与智能、网络和数据相关。数字经济的搜寻成本、复制成本、运输与沟通成本的优势，及可记载性和验证性等特点，促进节能减排，并以虚拟方式参与市场的资源配置，应用数字孪生开展各种设计，数字经济的“智造”代替传统制造，定制化和即时性生产超越过去大工业规模化、批量化的生产，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需要，所有这些智能应用环节，普遍提升了效率。
五是数字网络重构着社会组织。在数字网络穿透原有工业社会一切组织结构的基础上，直接将个人纳入数字网络并使之成为基本节点，无疑将带来原有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甚至瓦解。人工智能、传感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运用于各种协调、联络、监管和决策，体现了新科技在一定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对应。
伴随新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产生的数字经济，超越了工业经济的发展逻辑和工业社会的运行规则，打破了物理时空，成为以万物互联为基础、以数据要素为核心、以自然算法为产销方法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明显地发挥着三大优势：
一是强大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传感器的广泛应用，提升了生产、工作和生活的智能性质，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规模使用，将会创造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将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和消费感受。
二是共享性质。价值流向的分散、向下和平台幅射，有利于降低不平等发展，普惠人类。特别是“数字化转型为供需实时计算匹配提供了坚实基础，并通过高频泛在的在线社交，以及渐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为部分产业提供了未有效配置资源的低成本共享渠道，弱化所有权而强调使用权，促使共享经济快速兴起。”
三是生态文明。相比传统工业制造方式，在创造同样数量和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中，会极大地降低原料和能量的损耗，特别是虚拟经济和线上经营，大大抵消了传统经济方式占有的大量资源。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
数字化转型是个长期过程，从美欧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开始，到随着信息科技革命而经历的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再到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掀起的崭新浪潮，尤其是通用性数字科技的广泛应用和产业化，逐渐融合了原来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智能经济的所有特点，使原来的几种形式集中到数字经济这个核心内容，且迅猛发展，部分已变成生产、工作和生活上的经常应用，被世界逐渐接受为一种主要的经济形态。
数字化转型也体现了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有的国家很早施行去工业化，有的国家刚完成工业化，各国历史文化基础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区域民族各有特点，而且转型过程不是简单的此去彼来，不能将数字社会与工业社会截然分开，“在这场调整变革中，工业经济时代的产业运行体系还在发生根本性变革，资源配置、创新协作、生产组织、商业运营等方式加快转变，全球经济正迈入体系重构、动力变革、范式迁移的新阶段。”崭新的形态正在从工业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和形成，是扬弃中的此消彼长，这就使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在全球呈现多种状态。
第一，主导地位。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去工业化之后，又开启了信息化建设，加之具有科技优势，特别是美国硅谷对科技的长期孕育，使美国在数字科技产业化中走在前列，美国的苹果、谷哥、微软、facebook等互联网信息科技公司，长达几十年领航世界新经济发展。虽然美国的产业数字化受工业空心化的不利影响，但为占据产业链高端，注重用数字科技武装服务业，包括装备制造服务业，占比还很高。马斯克创办的几家公司在产业数字化方面非常典型，成就显著。欧洲一些国家积极运用数字智能技术改造和提升制造业，如英国打造数字化强国，强化战略引领；德国制定并实施工业4.0的方案；欧盟打造统一数字市场，构筑产业转型共同体。
中国在20世纪奋力实现工业现代化，正好遇上信息化，便提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既不误信息化，又猛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有机结合，较早地为数字化奠定了基础。在新世纪数字化转型竞争的格局中，中国强力推进数字智能科技，加大产业数字化进程，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利用数字技术转型升级，使中国数字经济2021年占GDP比重达到39.8%，美国还要大过这个比例。中美及西方一些国家的数字经济占据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
第二，并列地位。在各国为数字化转型和建设的努力中，有些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20%，并通过出口制成工业品来参与全球化经济体系，刚达到工业化水平。同时顺应数字化转型的形势，强劲发展数字经济，使数字经济处于同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并列的状态。
这种并列状态有利于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数字媒体平台、共享经济平台、在线自由职业者平台，统筹考虑各业的数字化进程，进而“推动传统经济模式向形态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现代生产模式转变，加速商业模式重塑，为创新主体的联合提供更为便捷和广泛的平台，进而驱动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高效化利用与网络化共享。”
第三，非主导地位。在全球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中，仍有一些国家处在工业社会主导地位，少数落后国家还处在农业社会，这是由它们不同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数字科技虽然也很快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甚至不排除局部地区和产业也在推行数字经济，比如有的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到中国等互联网企业的带动和支援，有的可以借助区域性、大企业的数字经济平台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它们还需要从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做起，需要从点到面规模扩展，在目前的总体经济发展中，数字经济不占主导。
第四，混合状态。数字经济与其他经济已经难以清晰划分，加之统计口径不一，除了数字产业化的新产业外，产业数字化正在将传统工业、农业、第三产业转变为数字化形态，处于似是而非的状态。虽然从旧形态的格局看，工业和农业占的份额不少，但是它们份额的增长，多数是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成就。比如中国一些地方工业薄弱，数字转型没有负担，正是数字化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这些地方向数字经济整体过渡很有前景和希望。
数字化转型仍然在过程中，一切都在创新，全球经济格局也会深刻变化。面对这些变化和创新，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地位、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重新找到发展的方向。相信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将会带来一个智能升级、共享发展和生态文明的美好世界。
【作者邵春堡：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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