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务农的杨从贵介绍有机水田里的菱角。

游客喜欢到田头吃一碗“割稻饭”。

　　和大陆一样，“三农”问题在台湾同样存在。上世纪70年代台湾工商业迅速发展，城市展现“磁吸”效应，人才、资金、建设重点涌向城市。二三十年过去，农村人口老化、建设停滞、失去生机。

　　重振乡村，一方面是实现社会的公平发展，还有更实际的作用：当城市里“钱淹脚目”的荣景不再，“新农村”建设可以吸引劳动力“上山下乡”，减轻城市的就业与人口压力。

　　10年1500亿新台币预算

　　台湾的“新农村”建设叫农村再生，《农村再生条例》规定1500亿元（新台币，下同）用于10年农村再生预算。这笔钱怎么花？不是自上而下规划工程、方案，而是自下而上申请。也就是由最基层单位农村社区（自然村）提出计划，层层上报县、市、“农委会”，如核准，便花到了这1500亿元。

　　什么样的申请会被批准呢？记者在台南市后壁区（县市合并前为乡，下同）长安社区、也就是林志玲的老家，被当地热情的大姐拉去看一个街头小公园，她说：“这原来是一个垃圾堆，要农村再生，村民提出把这里清干净，我们就提出申请，建了这个小花园。”这个小建设在外人看来真不起眼，但的确让长安社区的村民舒心了不少。

　　一位长跑农村的记者同行说：“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好处，如果是自上而下，城里的长官或大学里的教授设计一个工程，却未必是村民想要的，甚至还与他们的生活习惯相抵触，与现实脱离，钱白花了。”

　　“这种方式没有缺陷吗？”记者问。“有！自下而上申请，工程批与不批，地方的政治人物发挥不小作用，可能会把批准与选票挂钩，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担心，还要观察。”

　　按农村再生条例，凡乡村的公共卫生、基础建设、文物保存都可申请再生资金。

　　成功的“无米乐”社区

　　“无米乐”取代了它原有的名字：菁寮，这缘于一部纪录电影《无米乐》，电影跟拍后壁区菁寮社区的种稻老农昆滨伯，记录他的生活、劳作与乐天：“虽然不知道台风、病虫害会不会来，随兴唱歌，心情放轻松，不要想太多，这叫做无米也乐啦！”

　　电影呈现的稻田风光和农家生活，点燃高度商业化的台湾社会的怀旧情怀，菁寮一夜成名。此时人们才发现，这个老旧的乡村深藏价值。在现代交通发展起来之前，这里曾是北上要道、集贸重镇，有店铺林立的嫁妆一条街，有印染、编织名产，有老教堂和百年历史的小学校，是台湾乡村一座活的博物馆。2007年，当时的台南县就在此实施农村再生，修缮嫁妆一条街上的连排二层木屋，恢复老的碾米厂、钟表铺、诊所、红砖三合院，这些工程不用来收门票，而是吸引艺术工作者和年轻人来此开店、办展，形成人、文、地、产、景的良性互动。

　　走在菁寮社区，你会看到电影里的昆滨伯当街卖米，文林伯牵着这个社区最后的一头水牛走过，也会看到络绎于途的城里人来此买米、吃“割稻饭”、逛老街、住民宿。菁寮社区的农村再生获了不少奖，是一个成功的再生典型。“他们的确有资源，这是再生成功的关键。”一位台湾同行说。

　　下乡的“知识青年”

　　有了人，有了年轻的知识人，乡村才不至于没落，否则投入多少钱都只会成为一时“政绩”。记者在台南走过几个乡村，大多仍然是老弱当家，寂寥冷清。在官田区遇到一位“知识青年”杨从贵，他说：“我的名字带着我的出身，爸爸从贵州来的。”他曾在IT产业任职，还有在苏州工作的经历，现在在官田办有机农场，种菱角、莲藕、茭白、稻米，并且联系附近采取有机耕作的农家成立“友善大地有机联盟”，建构自种自销自推广的链条。

　　官田乡村的标志一是菱角二是水雉，菱角是特产，水雉是一种美丽的水鸟，与水田共生。但随着农药的使用，水雉沦为“濒危”，引起台湾社会的重视，有机耕作水田成为农业主管部门推动的方向。“种有机田会饿死，如果你们没死，来找我。”杨从贵刚办有机农场时，村里的阿伯这样说。现在这位阿伯也是有机农，加入了他们的“联盟”。有机产量不高，卖相不好，如能生存下去，全靠消费者买账，靠“新良食”运动改变消费习惯。杨从贵说，他们的联盟不能再扩大了，因为产品会销不出去。

　　一进杨从贵的有机农场，他就打开投影机有声有色讲了一堂有机课，课堂门口放着“陪伴官田——2013认养计划”，上面标明各种有机作物的价格、汇款方式，把购买有机作物与认养土地的观念巧妙结合。记者回到台北后，又收到“联盟”的电子报，刊载“本周新品”，推广左邻右舍的“社区合购计划”，这些点点滴滴都是杨从贵的苦心经营，也是只有“知识青年”才能有的作为。

　　“你会买有机菜吗？”问一位台北的记者同行，“会，但有机菜不是到处有，而且不是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但碰到了会买。”

　　假设北京有像有机水菱农场这样的米、菜，有些贵，有些不好看，你会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