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生儿父亲与医生冲突引发思考

　　11月8日，深圳第二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新生儿父亲殴打医生事件。媒体报道，因为该新生儿被诊断可能为脑瘫，父亲决定放弃抢救，而医生则将其救活。一时间，救还是不救，引起社会舆论争论。事件以家长向医生道歉而告终，而相关讨论还在延续。专家认为，该事件虽然是个案，却折射出当前医患关系、医学伦理、社会救助等一系列问题。

　　救还是不救，不是问题的问题

　　11月3日，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陈先生的孩子一出生，便出现重度窒息，生命垂危，同时被告知即使救活也有脑瘫可能。陈先生决定放弃抢救，而接诊的罗医生则把孩子给抢救了过来。11月8日，孩子经复查证实患有缺氧缺血性脑病。陈先生于是冲进办公室殴打罗医生。虽然，陈先生最后向罗医生道歉，但二人的心结却并未平复，各执一词。

　　据媒体报道，陈先生表示，生小孩前，罗医生就说孩子生下来会是个大白痴。生下来后，护士又说孩子没呼吸没心跳。当时自己说不要了，医生还要把孩子给抢救过来。现在对家人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对孩子来说也是痛苦的。一气之下，就想把罗医生打一顿。

　　罗医生则否认说过孩子一定会是个大白痴。他只是将最坏的结果告知陈先生，说孩子出生后，可能会是白痴、脑瘫甚至死亡。这只是正常的告知而已。

　　深圳市儿童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表示，缺氧缺血性脑病，属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突发问题，而非先天性缺陷，所以产前是根本无法诊断、筛查出来的。孩子未出生前，医生一般只能告知预计的状况。如果此时家长未表达强烈的意愿，医生肯定会救人为先。即使家长意愿强烈，医生也只能先报医院医务科备案、商议，家长签字，才可以决定是否终止妊娠。孩子出生后，生命已经存在，就不存在救还是不救的问题了。

　　对此，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伦理学教授丛亚丽也认为，人只要出生就有生命权。这不仅是个医德问题，更是个法律问题，“医生能不救死扶伤吗？谁有资格签不抢救的协议呢？”

　　“谁可以决定孩子的命运？谁能给患婴‘判刑’？”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也表示，该事件值得全社会的反思。

　　反映医患矛盾，折射救助缺失

　　许多人认为，家长陈先生打人不对，但值得同情。“医生、护士在用语上是否恰当？譬如说人家是‘白痴’，而没有考虑患者家属的心情？”也有人质问，医生是否有夸大之辞，故意把病说得严重，这样才能“进退自如”？

　　深圳一位年轻的医生表示，这些情况的确可能存在。这也反映了当前医患关系的紧张。“因为我不知道面前的家属是什么脾气的人。”他说，所以很多时候就选择比较模糊的说法。

　　人们给予家长同情，还源于当前社会救助制度的缺失。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脑瘫儿童约有300万到400万，每年新发病约有6万例。因为治疗、养育脑瘫儿的艰难，家庭往往不堪重负。

　　据了解，脑瘫儿童的治疗一般在6岁之前，年费用为10余万元；6岁之后的康复性药物仍需要大量资金。大多数地方，脑瘫康复费用尚未纳入医保范围，治疗用药也不在医保药品目录内。地方政府提供的多是临时性救助，无疑是杯水车薪。治疗康复机构少、治疗师队伍不稳定、相关医疗知识普及乏力等也给救助带来了难题。

　　我国对儿童福利保障一直十分重视。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的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已经起步，下一步将加大力度推动制度构建，同时也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部门来负责儿童福利救济。

　　对生命的尊重无需讨论

　　该事件耐人寻味的是，公众在“救与不救”这个原本不值得讨论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就感觉是整个社会的失职。”丛亚丽痛心地说，这不只需要医生、护士对患者的关心，更需要全社会的关心，需要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博士韩望喜也表示，“每个孩子都是社会的孩子，整个社会有责任和义务帮助这些残障家庭的父母减轻负担。”

　　“如果以残缺来论，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值得活下去？”韩望喜说，今天孩子是健康的，怎么知道10年后还是健康的？一个物品你可以退货，一个生命可以吗？

　　廖新波也说，如果对“脑瘫”新生儿大家说不救为妙，那痴呆老人呢？

　　“无论中西文化传统，生命至上都是一个基本原则。”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伦理学专家景海峰教授说。

　　专家表示，对残障儿童、人群的歧视，既来自社会，也来自于包括亲人在内的“自我歧视”，我们需要救助的不仅是儿童，更是大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心理。

　　景海峰认为，全社会都应对坚持道义的行为给予支持，让精神和理想现实化，让正面积极的力量最大化，使良好的社会风气延续下去。（记者 吕绍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