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几点希望与1957年社论差不多：其中第一点中有“凡是路程比较短、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最好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有自行车的尽可能骑自行车，不要去搭坐火车、汽车和轮船”。

　　本文来源：《新民晚报》2009年1月11日第B07版，作者：袁晞，原题：《半个多世纪的春运》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一直在“春运”的路上；因为很多年都在关注这方面的报道，我获取了更多的、近半个多世纪的“春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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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运，一开始称“春节客运”、后来叫“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再后来简化为“春运”，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是整个中国一年一遇的社会问题。

　　“春节客运”1953年就作为问题出现了，但那时的困难还不那么严重。《人民日报》是那个时代主要的媒体，就从这张报纸上看看当时的“春节客运”吧。检索《人民日报》的数据库，第一次出现“春节客运”字样是1953年2月8日，农历腊月廿五，这一天报纸在“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通知，保证春节铁路装卸工作；铁道部指示各局做好春节客运”的标题下刊登了两条新华社2月7日播发的消息。有关春节客运的消息说：“今年春节旅客将比去年同期增加100万人”，但没有说总人数是多少。

　　又过了一年，到1954年春节期间，问题又严重了一些，这年春节前的1月2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做好春节期间铁路客运工作》为题，刊登了一篇不算短的短评。文章说：“春节期间旅客数量激增，是历年来的惯例。”短评中提及了北京、沈阳、上海等几个大城市铁路部门春节期间的客运情况，但没有说这一期间全国的铁路客运总量，也没有提公路和水运，那时可能还没有人能乘飞机回家过年。

　　195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只刊登了一条有关春节客运的消息。1956年的《人民日报》上没有查到与春节客运有关的报道。

　　1957年初，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已经成了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了。《人民日报》破天荒的第一次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社论写道：

　　“根据近几年的资料统计，春节前后的一个月，全国铁路的旅客比平常增加30％，长江航线和宁波以北海上航线的旅客比平常增加20％至35％，全国公路的旅客比平常增加40％至50％。特别是去年春节过后，旅客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持续上升，出现了旅客运输的拥挤状况。”社论还想了四种办法。

　　当年写这篇社论的范荣康先生生前回忆说：“50年代《人民日报》社论中有一类，是就某些方面工作出现的问题作一些解释，以化解矛盾，平息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我写的《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是这类社论中较典型的一篇。”

　　从这年春节运输开始的1月初到1月31日（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一），《人民日报》刊登了两条与之有关的新华社消息。后一条消息说的是春节前铁路运送1500万人左右、水运42万多人，再计算同样多的人次返程，这一年春节客运的总数约为3100万人。

　　“大跃进”的1958年，《人民日报》没有春节客运的报道，但在春节前发一篇社论《打破常规过春节》，社论的结论是：“每个职工都应该首先以国家为重，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以生产和工作为重。由此出发，来考虑和处理自己的春节回家问题。”在一切都违背常理的年代，所有的事情也悖人之常情。

　　1959年1月11日，农历腊月初三，《人民日报》又发了一篇谈春节客运的社论《对春节回家旅客的几点希望》。几点希望与1957年社论差不多：其中第一点中有“凡是路程比较短、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最好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有自行车的尽可能骑自行车，不要去搭坐火车、汽车和轮船”。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这有点儿像天方夜谭。

　　1959年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再发表过专门谈论春节客运的社论。

　　让我们随着《人民日报》的记载看看随后一些年的春节客运的报道。把“春节客运”作为正文主题词输入《人民日报》数据库，提及这个词汇的各类报道1960年仅有1条、1961年有6条、1962年有3条，1963和1964两年没有，1965年有1条、1966年没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方面是老百姓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是《人民日报》以报道革命为主，所以整整10年中，仅有两条小消息提及“春节客运”。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中国社会立刻恢复的正常的社会生活，可以用邓小平常说的“拨乱反正”来表述。《人民日报》又开始增加与春节旅客运输有关的报道了。不过“文革”刚结束时的报道仍有“文革”文体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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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不论是春节客运还是新闻报道都开始了新的篇章。

　　1979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消息已是非常实际的报道了。“从一月八日起，全国铁路部门开始接送春节期间休假、探亲的旅客。各铁路局为做好这一工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据铁路部门调查了解，今年春节期间全国铁路的旅客流量将有一亿多人次，每天的平均数将比平时增长40%左右。”

　　1980年1月11日《人民日报》转发《人民铁道》报道：“铁道部决定全路在春运期间增开临时长途客车24对，临时短途客车228对，共252对，比去年春运期间增加30对。”

　　这是现在意义上的“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此前《人民日报》也几次出现过“春运”两字，但不是指大规模的春节客运。新华社的数据库里，电头为1980年12月18日的新华社电讯稿第一次用了“春运”的字样。

　　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一条消息的标题为“铁路春运效率高秩序好 两个月运客1．21亿人次”。“春运”两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从此，“春运”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使用频繁的一个关键词。检索1981年至2008年6月底的《人民日报》图文电子版，从那时至2008年3月3日当年春运结束，“春运”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中出现518次，而同期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通讯、评论和各类文章中，有1621篇出现过“春运”字样。总的趋势是一年比一年用得频繁。

　　1982年的《人民日报》有六条消息提到“春运”，但没有说全国铁路旅客总数和其他交通运输行业的情况。1983年1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说：据分析，1983年春节客运将达1.24亿人次。

　　按照中央政府的部署，从1983年起，春运成为“全国性、大交通春运”，春节旅客运输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协助铁路，变为铁路、道路、水路、航空分工协作，全社会支持。从这一年开始，春运不再是铁路包揽天下，而是各种交通运输方式都加入了春运的大军。

　　1984年1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消息报道：“预计今年春节客运期间（1月13日至2月21日）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客运量约达6亿多人次，比去年春节约增加8，000万人次。”1985年仍有6亿多人次加入春运。新华社1986年年底的12月2日就早早地报道了1987年的春运。说春运铁路旅客将达1.298亿人次。

　　1988年12月4日《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标题为《我国每天有70万人站着乘火车》，其中说：“今年从春运到暑期，主要干线的特、直快旅客列车超员率都在40％以上，部分列车超员80％以上，个别车次有时竟高达100％以上。”“这一严重情况是多年来铁路运量的增长落后于工农业生产增长的结果。据测算，当我国工业产值增长1％，铁路货运量增长0。5％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七五’以来这一比例系数却逐年下降。”1989年初《人民日报》的消息说当年“春运在即预计输送旅客八亿人次”。

　　1991年春运结束时，《人民日报》分别报道了铁路、公路和水路的春运总的情况。几个数字相加，春运人次总数为8.5亿以上。这时全国春运的公路客流呈猛增的趋势。

　　1992年春运人次增至9亿。3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为期40天的春运期间，全国有近9亿人次出门旅行。”1993年本着“早计划、早安排、早准备”的精神，铁道部1992年11月就对做好明年春节旅客运输工作做了全面部署。

　　1982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我年迈的父母住在成都，从1983年春节起，我便加入了春运的大潮，而且是在最紧张的出入四川线路。可以说是亲身体验和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春运人数的迅猛增长。

　　在全国铁路六次大提速中，京沪、京广等铁路提速不少，北京到成都却只快了几小时，铁路发展的成果不知为何总没有给8000多万四川人（1997年重庆直辖前是近1亿）带来实惠。刚到北京的那几年，春节前是自己到前门售票处买火车票，排一会儿队就能买到，特快到成都硬座35元一张、硬卧55元一张。几年以后票价涨了买票也不容易了。

　　那时，我每年春节后都亲眼看到人员爆满的成都火车站。从候车室到站前广场再扩散到车站附近的街道，只要能站人的地方都是人，绝大部分是外出打工的农民，他们带着被盖卷儿和大大小小的其他行李，还有人带着幼小的孩子。上万人好几天买不到火车票，男女老少夜以继日地在露天的广场上坐着、蹲着或站着，焦虑地等待着、苦熬着。

　　买票的“人龙”更是成都站一个奇特的景象，车站管理者要求买票的人必须一个人紧挨着一个人，后一个人必须抱着前一个人的腰，也不管前后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这样做不至于有人夹塞儿，也可尽量避免出现混乱。如此一来，几十条“人龙”从售票处的窗口开始向外延伸，长达数百米甚至上千米。如果有哪个地方“人龙”鼓出来一个“包”，就被强拉出来。

　　节后从成都乘火车出发，宝成线沿途绵阳、江油、广元等火车站，站里站外全是农民工，每个车站的站台上都挤满了人，一有火车停下，不管是硬座还是硬卧、软卧，人们呼啸着一窝蜂地往上涌，车上的警察把往卧铺车上挤的人往下推，站台上的警察把朝上挤的人往下拉。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形成了势不可当的巨大人流，于是有了“民工流” 这个词汇。1994年春运期间，“民工流”三个字第一次上了《人民日报》。

　　报道提供的数字表明，1994年铁路春运人次已达2。1亿。

　　1995年全国春运结束之际的3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本报记者江世杰的长篇通讯《为了两千万民工有序流动》。文章作者认为：要真正解决好民工潮和民工潮带来的问题，还必须在更深更广的方面开拓：第一是就地就近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是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第三是要继续加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第四是要抓紧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的劳动力市场，避免各地民工盲目乱闯。

　　再看看《人民日报》上以后几年的春运数字：1996年15．19亿人次；1997年17。4亿人次；1998年18。23亿人次；1999年公路、水路、民航和铁路共运送旅客15。7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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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人民日报》春运报道有一些变化，说公路为铁路分流，说铁路系统转变观念，在春运中创收，还第一次报道了铁路的客票收入总数。

　　进入21世纪，春运人次继续猛增。2001年铁路春运40天发送旅客1。26亿人次；2002年春运有17。28亿人次。

　　2003年春运结束时，《人民日报》的消息说，2003年春运全国共发送旅客18亿多人次，其中公路16。67亿人次，在春运中担当主力。 2004年全国春运运送旅客18亿多人次。这一年《人民日报》首次报道春运民航旅客上千万。2005年春运人次逼近20亿。春运开始时，《人民日报》报道：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介绍，预计春运期间全国旅客运量将达到19。7亿人次。2006年春运前，1月12日《人民日报》发的消息说，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运量将达到20。42亿人次。

　　2007年春运结束时，《人民日报》刊登几条拼在一起的消息，报道全国春运总况。几条消息的总人数为：铁路1。56亿人次，民航2000万人次，道（公）路20。5亿人次，水路2850万人次。4个数字相加共为22。545亿人次。

　　这一年，离《人民日报》发表《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社论已整整50年，2007年的春运人次是50前的72。7倍，走公路的人数大增。

　　2008年春运是另一番惊心动魄的景象。正值春运高峰，中国东南和西南，尤其是湖南、贵州、广西、江西等省、自治区遭遇几十年一遇的大雪和冰冻，使南来北往的旅客大量滞留。正月初十（2月16日）发送旅客514。9万，创春运有史以来一天发送旅客最高纪录。2008年春运3月2日落下帷幕。

　　美国《财富》杂志描述2008年中国春运时有这样的话：“春节前后不足六周的时间里，中国人口流动高达24亿人次（原文如此，与《人民日报》的数字有出入），接近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可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说，中国人均铁路仅有6厘米、不足一支香烟长，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到了春节等假日还是一票难求。面对春运困局，各路专家民众提出多种解决办法。2008年春运时，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倒是向全国人民表了一个决心：“到2020年春运紧张状况将不复存在，届时发达完善的铁路网全面建成，加上其他交通行业的同步发展，春运旅客都可以像平时一样顺利回家过年。”全国人民盼望着12年后理想的实现。

　　从20世纪50年代初不多的人流开始，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经济发展加速，随着收入的增加，中国的旅游者逐年增加，从2000年春运时又有了“黄金周”的旅游客流汇入。探亲流、学生流、民工流、旅游流这四股巨大的人流，每年春节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20多亿人次汇成的极为巨大的人流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涌动，蔚为大观，世界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