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王旭(右)和刘刚在刘刚租住的房屋内唱歌。连日来,北京两位农民工歌手在出租屋内即兴自拍的歌曲视频《春天里》,在互联网上得到数以千万计点击和转载,让网友“哭得无法抑制”。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新华网北京12月17日电(白旭 揣霄宇)坐在西餐厅里,两位农民工歌手显得有些不适应,尽管他们已经通过网络一夜蹿红。
摘下黑色的毛线帽,44岁的王旭习惯性地用手整理了一下乱蓬蓬的头发,要了一碗云吞面。
29岁的东北小伙刘刚则狼吞虎咽地吃着一盘炒饭,直到吃净最后一粒米。
“就算上了舞台,我们也还是农民工”,刘刚边用手抹着嘴边的油边说。
埋头吃饭的王旭连连点头。
“一粒进球”
“旭日阳刚”,两个出身农民的北京打工一族的组合,凭借翻唱一首《春天里》一夜成名。
“每当我抱起吉他,闭上双眼,尽情歌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我的。”王旭说。
但是一段手机视频彻底改变了他的世界。他们唱歌的视频在网上受到热捧,并引发了号称“史上最干净、最文明的跟帖”。
从此,《春天里》成了农民工的象征,“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成了农民工生活的写照。
网友称他们为“最可爱的人”,呼吁他们上央视春晚,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也公开表示希望他们参加湖南台的跨年演唱会,尽管他们后来说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参加。
王旭说他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去年春天,然后喜欢上了它,因为它“反映了我们这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真实生活。”
王旭老家在河南民权县的一个村子。以前他在家务农,但老天总是“不眷顾”,往往该收庄稼的时候就下雨。2000年他来到北京,烧锅炉,摆地摊,卖煎饼,生活非常拮据,“曾赊账买烟抽”。王旭的妻子在老家做清洁工,两个儿子在念书。迫于生计,他必须想办法挣钱。凭借年少时自学的吉他和对音乐的热爱,王旭走上了地下通道卖唱的道路。
和王旭不同,刘刚则是怀揣着音乐梦想来到北京。2002年5月,他背着家里带着100块钱来圆梦。开始时朋友介绍他到一家酒吧驻唱,但他不喜欢唱自己不喜欢的歌,三个月后就辞职了。此后,他开始了流浪歌手的生涯,经常在通道、地铁站台演唱。
两人也是在地下通道结识的,共同的爱好使他们决定一起合作。
谈到自己的走红,刘刚很感慨。他是个球迷,对他来讲,“人生就好比一场球赛,你永远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但是突然一粒进球会改变一切。”
从淘金到追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博客中写道:“他们来自民间,面临诸多的问题和困扰,敢于面对自己曾经或现在仍然具有的梦想”。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农村外出务工人数也出现了新的高潮,此后一路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到外地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5亿。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认为,大多数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是抱着希望来的,尽管他们的梦想不尽相同。
对于王旭,他的梦想就是过好日子。他手机里有一张老家的照片,房子的外墙已经出现了裂痕。“房子比我岁数都大了”,他说,“我想赚了钱回老家盖个新房。”
张晓山说:“中国的第二代农民工多是年轻人,他们思想比较活跃,接受的城市文明更多,受传统和乡土文明的影响较小,更易接受新鲜事物。”
刘刚和大城市里的年轻人一样热爱足球。他会为了看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的比赛通宵达旦,他也有自己喜欢的偶像——菲戈和C罗。
“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有基本的生活需求,他们更追求自我实现。”张晓山说。
像刘刚这样追逐梦想的人有很多,来自浙江的许多同样也是一个有着音乐梦想的打工者。他成立了自己的乐队,为工人进行公益演出。
说到“旭日阳刚”,许多说:“他们唱出了自己的情感,展现了农民工的心声。”
等待春天
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数据显示,近30年来,中国农民工创造的财富占中国GDP总量的21%。但作为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农民工阶层并没有获得足够的社会尊重。
许多说:“中国农民工地位很低,他们的处境很糟,他们心里普遍缺乏安全感,维权意识也比较淡薄。”
王旭的儿子在老家上学,如果来北京他要交一大笔借读费。他现在一家医药公司做库管,如果离开那里,他就没有医疗保险。
有的农民工情况更糟。杨德彪,一个安徽籍的打工者,去年9月被确诊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只能依靠输血维持生命。为了筹钱看病,他年近五旬的母亲走上杭州街头,通过唱《春天里》寻求社会帮助。尽管她唱得不太好,有些地方甚至有点走调,但这份母爱感动了很多人。“旭日阳刚”表示有机会时将帮助这位农民工兄弟。
尽管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旭日阳刚”表示,“我们依旧是农民工,以前是,现在也是。”
刘刚坦言:“我现在出门必须捂严实,低着头,生怕别人认出,我家的地址被曝光了,现在我每天都要面对很多陌生人来访。”
“如果再选泽一次,我还是想做以前的我,回到地下通道,”刘刚说,“在那里,我可以累了就休息,可以唱我想唱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