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发展规律 认识世界走势
邵春保
摘要：历史表明：有序稳定、无序失衡和螺旋式上升是社会发展的三种状态。二战以来，世界有过局部和短暂动乱，但总体上处于有序稳定的状态，能够在合作中保护和促进世界生产力的发展，造福人类。本世纪以来，危机性事件频发，逆全球化和民粹运动相互强化，中美关系行走在危险边缘，尚未看到挽救危机的力量，世界会否进入无序失衡状态，失衡的极端是战争，对核武存在的世界而言，那将可能是人类的灾难和毁灭。社会的螺旋式发展，包含稳定和失衡两种形式的轮番现象，符合历史的辩证发展。有些危机看似曲折低回，惊心动魄，其实是社会竞争和大浪淘沙，历史的进步总会体现出正义和原则。
新冠病毒对世界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加剧了世界矛盾。中美关系的演化成为人们关注世界的重点热点，有人说进入准冷战状态，有人说快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多数人感觉走到危险的边缘。世界在按规律运行，历史表明的三种发展状态，即稳定发展、非稳定发展、螺旋式发展，每种状态都有顽强的适应性和深刻的内涵。疫情对世界冲击巨大，我们要从各种现象中走出来，回归社会本质，分析从历史演变到现在的各种轨迹，深刻认识现今世界发展的走势。
世界秩序是世界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每个历史时期都依赖相应的世界秩序，经历较长的稳定发展阶段。
1、稳定的秩序。为防止战争，维护和平，在不同时期人类都有程度不同的世界体系,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规范和秩序。“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约束是自由的基本条件；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1）这轮稳定发展从二战后开始，建立起世界体系，确立了国际秩序。联合国等组织便是新的世界体系的物质架构。现行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以后不再出现导致一战、二战那样的国际条件，这个秩序仍然强调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和约，主要内容建立在法治和对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遵从之上，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都体现了这些精神。这是个开放的世界体系，各国都可自愿参与。随着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陆续融入全球化，新兴经济体等许多国家追求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在国际体系运行中，健全和完善国际运行规则，推进了货物、服务、生产要素自由跨界移动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了国际组织的原则、规范和制度建设，在推进发展、制止战争、避免冲突、协调关系上，都有大的原则可遵循。无规矩不成方园，规则有序是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
2、稳定的发展。战前混乱和战后稳定是辩证法，意味着战后必和。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会将发展作为主要任务。这个时期的和平和稳定发展具有几个特点：一是美欧西方国家主导构建的国际经济体系为战后经济重建发挥了巨大作用，并提供了公共产品。特别是科技发展带动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推力。二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新的世界体系发挥了组织上的巩固作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以及欧盟等区域性组织，G20等多边组织，都以各自的职能为区域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三是美苏两大势力在相当长的阶段对恃，起到相互制衡作用。美国借苏联阵营的制约，加强了西方内部的凝聚。四是冷战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在维护国际秩序中促进不同社会相互借鉴和吸收，缓和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矛盾，促进了世界和谐与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从世界大局出发，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积极参与反对恐怖主义行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出于道义，增持美债8000亿美元，帮助美国度过危机；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快速控制疫情，并成功阻断疫情在国内传播，积极主张国际合作，向世界伸出援手，给许多国家提供了大量抗疫物资。这些较大事件都说明中国已成为世界稳定和现行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中美合作经历四十多年，现在看来，既有美国潜在的战略意图，也有中国改变自己落后面貌的强烈意愿，尤其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基础较差，发展起来需要较长过程中，中美并无任何相互威胁的问题。这种和平稳定的环境创造了几十年世界快速发展的奇迹。
3、国家的合作。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合作与竞争并行不悖，我们要管控好竞争，为合作腾出空间。有国际秩序规范、有和平稳定的环境、有强烈发展的愿望，有全球化的趋势，扩大国际合作顺理成章。第一，加速的全球化推进了国际合作。全球化使商品、服务、资本、人才、资源等各种要素流动的技术性和政策性障碍大幅减少，国际分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强，世界贸易迅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国际金融也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最高领域，促进了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推动了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世界生产力迅速提高。全球化将许多国家都置于产业链和供应链之中，依据各国参与的实际，在合作中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在竞争中充分体现各国利益，从而共享着世界市场的利益，分担着市场风险。各国的跨国公司使彼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关系，意味着每个公司在赢得利益时也在帮助所在国，这是重要的合作之源。第二，国际组织及其活动促进着规范合作。随着国际组织的迅速增加，频繁的国际活动和会议，特别是G20、G7、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区域性组织经常的活动和会议，成了联合国之外较多的国际联络和治理方式，形成日趋完善的组织体系，健全了国际交流合作的规范和制度，强化竞争中的管控，促进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协调、竞争、合作，调停和解决国际政治冲突和经济纠纷，促进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第三，信息技术促进着广泛合作。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打破信息垄断，共享世界讯息，让各国更多地知晓国际间的利益关系和事件。网络和各种信息渠道，成了众多弱小国家对大国的力量平衡，从而有利于保持世界联系的真相和公众监督，增进了世界的安全。
世界的广泛联系促进了稳定发展。稳定发展并非减弱了竞争性，也不排除发展中的局部乱局。但是即便在贸易战、科技战中，我们还是要看到合作的主流。世界各国特别是中美两国都要发挥世界发展稳定器的作用。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做100%的努力，很多人认为中国近些年做的诸如气候变化、区域合作、全球治理等很多事情，发挥的作用都是正面的，积极地维护了现行国际秩序。疫情冲击会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但是基本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我们要用现实的共同利益来凝聚力量，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与发展。
有序规范、稳定发展、国际合作，这三者如同三角形的稳定性，三者的稳定互为条件。哪方面受损都会影响到整体的稳定和发展。有了规范的前提，和平稳定就会呈现有序性质，有了规范与和平的环境，国际合作如鱼得水，得到扩大和增强。反过来，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实践，又填补和完善了合作的规范。三者良性互促，形成较稳定的发展结构。
二战以来，世界总体处于稳定发展局面，也有局部冲突和战争。无序失衡的发展，较早体现为平衡结构破裂，大国关系恶化，社会异常分裂。大国强国由盛而衰往往有若干迹象：一是大国竞争激烈，二是社会秩序紊乱，三是自然灾害降临，四是领袖个性独特。社会规律表明，社会组织呈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时期的无序发展有四个明显特征。
1、逆全球化和民粹运动相互强化。全球发展的贫富分化是民粹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发达国家居全球价值链高端，凭借资本、金融和技术优势，在海外投资设厂并将产品销往全球，赚取海外利润。新兴市场国家廉价产品出口导致发达国家享受温和而平稳的通胀。为获取低成本高利润，美国的大量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美国产业空心化，美国存货计价调整后来自于本土的利润，2019年为1580.9亿美元，比2014年的高点下滑了18.2%，而2006年到2019年，美国企业来自境外存货计价调整后的利润增长了1.1倍，是赚取海外利润最多的国家。（2）留在美国本土的是高科技企业和金融业，仅凭美元强势的世界储备货币作用，美国狂印没有任何背书的美元，就能最大程度地剥削世界人民，实施典型的货币殖民掠夺，大量财富流向美国。但由于美国的高技术企业和金融业需要高端人才，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难以适应要求，疫情冲击更使普通劳动者的失业雪上加霜，加之债务泡沫和资产价格膨胀，扩大了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应该说美国在全球化中获得的大量财富，都流向资本集团和贵族集团，普通劳动者成为更加贫穷的一端。在无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人们在经济能力上的差异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历史学家杜兰特认为，“在不断的进步社会中，这种财富的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3）由于美国不能向普通百姓提供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美国的高等精英教育为上层阶级服务和沦为愚化普通老百姓的工具，加之美国本地接受高等教育的以非理工居多，即便美国重振高端制造也解决不了大量普通劳动力剩余问题，这是美国的根本矛盾。美国精英们代表的是资本集团、贵族集团的利益，他们很难体会美国下层普通民众无业的疾苦，遇到经济萎缩普通百姓就会感觉生活水平下降，社会矛盾突出。这种背景下民众诉求是合理的，也是难得的。“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4）因为美国精英无意也难以解决民众的矛盾，为防止矛盾緾身便在谋划中转而利用民众。特别在选战中有的政党需要民众的直接参与，这就使参与诉求的民众从精英那儿得到暂时的心理满足，使民众运动变得复杂起来，演化为民粹主义。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崛起，降低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认同感。政治精英又选择性忽视全球化给它们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将治理国家失败、财富两级分化、自身经济问题甩锅给全球化，煽动民众反对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另一方面，政治精英为拿到选票，迎合占社会多数的底层，有意曲解全球化，使民粹主义、贸易保护和逆全球化互相强化。这种复杂的民粹运动不仅存在于美国，在西方各国都不同程度有所体现。近十年来，美国“占领华尔街”、英国脱欧的民粹主义运动、法国“黄马甲”运动，还有福利民粹主义等，包括今年美国持续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以及世界各地的大规模声援，都发出反思资本主义弊端、解决不公正不合理问题的呼声，主张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让发展更加平衡、机会更加均等。特朗普当选总统，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也被视作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2017年3月22日，知名投资机构桥水基金发表报告《Populism: The Phenomenon》，称它们创建的衡量全球冲突的指标——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指数，当时处于二战以来的最高点。（5）尽管疫情在美国最为严重，且治理不力，在防治上对少数族裔也不公平，美国股市多数情况仍让持股的资本者赚得盆满鉢满，居民只能领一部分有限补助。美国民众的抗议和暴乱很可能升级为一场全美国持续的文化和社会危机。
2、影响较大的危机性事件频频发生。进入21世纪，明显感到世界发展的危机。一是2001年的911恐怖主义事件，二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三是2018开启的贸易战乃至科技战的影响，四是2019年底以来新冠病毒流行。前三起都与美国直接有关。在全球抗疫中，美国也是确认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些危机都产生了广泛的消极影响。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推行保护主义，对全球化频频挑衅，打压中兴、华为、TikTok、腾讯、大疆等IT和科技型企业，制裁中国许多企业，遏制中国，使稳定的国际战略受到冲击，多边体系遭受侵蚀，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升温，新安全挑战层出不穷，全球领导力明显衰落。危机的影响在蔓延和发酵，化解危机的迹象却很难遇见。基辛格认为，当今世界秩序面临三大缺陷：一是国家间的能力存在很大差异，二是政治的本土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三是缺少有效的机制使各大国在面对冲击时磋商合作。（6）这些缺陷在防控疫情中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些缺陷或许是上述危机频发的原因，克服缺陷可能不是短期内可实现的。过去常讲居安思危，现在则要居危解危，防范危机频发。
3、中美关系行走在危险的边缘。世界不稳定多起于大国争端。从一超多极的世界格局看，并无哪个大国挑战现行秩序。虽然现行秩序存在严重不公平，也导致一些大的问题，但为了世界和平发展，许多国家主张在维护秩序中逐渐改革。大家都明白世界无序，就可能相互撕扯，战争频仍，破坏生产力，生灵涂炭，家园被毁，酿成人类悲剧。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角色较为敏感，中国受益于现行秩序，主张维护和渐进改革，多次表示中国要和平发展，即便强大起来也不不称霸。历史上也有过和平崛起的先例，现实世界也不会再接受新的霸权。中国只想与各国共同发展，这也反映了中国和谐文化的基因。中国的徐徐发展是自然过程，并没有感觉对谁挑战。但美国对中国的做法及其自信越来越感到不快。有篇文章说“中国现在所做的一切，在西方国家看来就是意图在实质上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改变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现状”（7）。事实上，作为主导秩序的美国，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政策策略和领导风格发生的巨变及其挑战则是显然的。一是奉行美国优先，处处强调美国利益。在一些问题上，甚至不顾其盟友意见，从巴黎气候协定到伊朗核协议等，美国都是我行我素，并频频地向盟国加收份子钱，甚至要从德国部分撤军，造成美国与盟国间的裂痕，迫使欧盟不得不提出重新思考与美国的关系。二是不断毁约退群，不愿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先后退出TPP、巴黎协定、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和中导条约等十多个群，还扬言要退出WTO甚至联合国。在美国疫情仍然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又向联合国提出退出世卫组织。包括美国主导的很多区域性和多边的、双边的一些安全或者经济协议的重新谈判，都反应美国对现行秩序的挑战，严重影响了国际组织的地位作用。三是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力促与中国脱钩。美国在挑衅俄罗斯、中东、伊朗的同时，渐渐收缩力量，聚焦中国。一方面中国实力的增强，国际关系的发展，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与美国不愿承担世界责任形成鲜明对比，使美国产生复杂的心理。另一方面，围绕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多边关系与单边主义，世界责任与美国优先，中美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而且美国傲慢浮夸，展示“嚣张的霸权”，把全球抗疫这个弥合关系的极佳机会，硬生生地变成更加激烈的中美对抗，而且无由地污名和攻击中国。美国知华派学者谢淑丽说“我们也许已经丢失了这样一个机会。两国关系如此敌对，以至于双方不能合作去拯救生命，那是很悲哀的。”（8）更过分的是企图孤立中国，威胁与中国脱钩，单方面提出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馆，制造新的冷战。今年5月美国发布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提出要抛弃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转而加强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咄咄逼人的气势，很可能将两国挤到修昔底德陷阱的边缘。两年前，基辛格曾表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几乎注定会发生冲突。” 与特朗普政府三年前的对华政策转变相呼应的是，基辛格现在也将中国视为华盛顿唯一的战略对手，并于去年在北京警告称，两国之间的“不受约束的”军事冲突可能比以往的世界大战更糟糕。（9）不少人将篷佩奥7月23日在加州尼克松故乡发表的猛烈攻击中国的演讲,看成是冷战的宣言，正式放弃接触政策。四是美国两党激烈争执中似乎要撕裂美利坚，无补于世界形势的缓和。美国内部环境正在演变成福山所说的两党“互相否决”政治。特别是疫情未能控制，严重影响生产就业，加之反种族歧视的运动已经数月，持续发酵，各种矛盾交织叠加，增加了美国内部的不确定不稳定性。美国前国务卿克里认为，如果中美间没有就弥合差异抱有根本性尊重，我们将无法避免一个混乱的世界。那将把我们推向真正不希望去的方向。如今中美关系经历了三年贸易战的动荡和混乱，而回到了原点。中美间没必要开启新一轮冷战，相反可在气候领域加强合作。疫情以来的美国用虚假、避责的方式，走得更远。（10）挪威约翰.加尔通曾说过，“如何判断一个帝国正在衰落，继而推测帝国的终结日？当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大权力的滥用程度逐渐降低时，帝国开始衰弱；当四大权力不再被滥用时，帝国就走向崩溃。” 1980年加尔通提出两个预言，都惊人地应验了。他说德国的柏林墙必然会在十年内消失，而且苏联也会瓦解。（11）加尔通2013年出版的《美帝国的崩溃》，预测2020年美帝崩溃；肯尼迪1988年写过一本畅销书《大国兴衰》，论述到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复兴，他们似乎较早看到美国发展的一些不祥之兆。
4、尚未看到挽救危机的世界力量。从中美关系看，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是现行秩序的主导者，也是现行秩序的破坏者。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国家同其抗衡。挽回危机只能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但靠美国自己主动缓解局势，似乎没有可能。从一个时间以来，美军频频地海上空中出没南海、台湾附近，使形势更加趋紧。除美国大选有望成为扭转局势的机会外，目前美国内部的诸多矛盾难以调和，似乎向外转嫁矛盾才是它的逻辑。特别是美国为竭力维持它的霸权地位，不惜颠覆现有世界秩序，执意制造与中国的冲突，遏制中国上升势头。从美国抗疫中甩锅中国，执意找茬，就能看出这都是近年来美国在新疆、香港、台湾、南海等方面频频挑衅中国的继续。尽管中国竭力避其锋芒，防止冲突，但有些无底线的挑衅极易使两者擦枪走火，如疫情长期不退，社会仍然处于相对隔离和不确定状态，加之大国领导者的突出个性，极可能让一些必然要发生的事提前到来。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中美突发性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客观上会带来世界的担忧和混乱。从世界各国态度看，一些国家显然不想跟随美国挑战任何国家，各大国都有自身牵涉的诸多利益和国际关系，尽量回避美国的拉拢；一些国家不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嚣张，更加明确反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少数国家若明若暗地卷进各种复杂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当中，且相互交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衰退和全球化逆转的冲击，保持自身经济社会稳定都难；小国或者限于利益或担心威胁难于建立稳固的关系，无暇顾及国际乃至世界大局的问题；还有的国家想从中美对抗中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不愿选边站队，骑墙派和观望者不少。人类可能进入更不安宁、更多冲突、更加动荡的世界。
这是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可是它的确在发生。我们期待向好转变，打破历史上用残酷方式变更秩序的循环，尽可能避免大国冲突和战争，珍惜人民的生命和积累的进步文化。我们应当用时代的思维和气魄去掌握当代人民的命运，不拿生命赌权力。以正确的时间和方式放弃一些争执，以渐进的方式改变或扬弃旧秩序，减少社会震动，以最小的损失获得秩序的变革。相信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都在默默地操纵着变化，我们期待峰回路转，出现奇迹。
世界发展风云激荡、波浪起伏、新潮迭涌，总体上呈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是这两种状态的统一。这种螺旋式发展包含稳定和失衡两种形式的轮番现象，是稳定、失衡之后的否定之否定。看似不简单重复，但经常会押韵；看似在循环，却在不断攀升。可见通往高处的途径都是盘绕的阶梯。因此，不能被盘绕迷惑而踌躇不前，只要我们作过艰苦的努力，设法克服困难，如果仍然那么艰险，那必定是向上的必经之道，别无捷径和坦途。
1、历史大事件看似曲折低回其实总体向上。世界历史发生的影响较大的若干次帝国沉浮，兴衰更替，循环往复，当时看都是惊险，后来看都是进步，体现了波浪式前行的特点。从埃及帝国主导的发展，经历大分工体系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形成，到埃及帝国的衰落，使这轮发展走进曲折的低潮；从罗马帝国主导的发展，到贸易和分工体系在欧洲地区的建立，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欧洲倒退回封建庄园经济；从拜占庭帝国主导的发展，到贸易和分工体系将西欧、地中海、中东地区链接一起，随着黑死病的爆发，终结了这轮繁荣发展；从西班牙和葡萄牙主导的发展，开启大航海时代，到欧洲、美洲、中东、非洲链接在一起，因欧洲30年战争和小冰期等因素而崩溃；从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到大英帝国主导贸易全球化，随着英帝国的衰落和两次世界大战而谢幕；从二战后美国主导世界发展，推动新的全球化，到美国发起贸易战，特别是人类面临新冠疫情流行，引发全球多重危机，进而加速着世界格局与世界秩序的演变，美国频频挑战中国，而中国极其策略地力促秩序的维护和稳定的发展。
大国沉浮牵涉到世界格局。对于西方一些国家的率先崛起，约翰·赫斯特在《欧洲极简史》论述了构成欧洲文明发展的三大要素：希腊人认为这是个简单、符合逻辑、能以数学表达的世界；基督教认为这是个邪恶的世界，唯有耶稣能拯救它；日耳曼蛮族认为，打仗是好玩的事。（12）造就欧洲崛起的上述要素，以及选择性地继承这些要素而崛起形成的美国文化，与中华文化等各种要素相遇，既彼此吸收又相互激荡，看似出现了光怪陆离的现象，其实负面过后的积极作用也在显现。从本世纪发生过的三次重大危机看，其结果已经或正在推动相应的国际合作：2011年的“9·11”事件促进全球反恐合作；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与金融合作；新冠疫情将使健康卫生合作成为国际合作的新焦点,尽管美国退出世卫组织，相信沉思一个阶段美国仍会返回世卫组织，国际社会势必会更加重视合作应对常态化的公共卫生危机。现在的脱钩是一种历史的曲折，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世界发展的洪流会迅速呑噬这些残余废渣。
分析社会发展的这些现象，大国主导的每一轮发展，似乎都无好的结局，但它们都孕育了后一轮开局的兴起和蓬勃。“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会彻底死亡，一些宝贵的成果，历经国家的兴衰沉浮而一直存在着。从一个文明历经危难而传给另一个文明，被顽强地保存下来，它们联结着人类的历史。” （13）任何事物有其历史阶段上的优势，但也总有兴盛与衰败。有的貌似可恶，意外带来吉祥。“人在干，天在看”，规律在作用。
2、螺旋式发展是社会竞争和大浪淘沙。生产力、社会制度、社会文明，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大国竞争、各种比拼，都是在这些方面的力量对比，留给时代和未来的总是强劲和充满希望的事物，淘汰掉的定是腐朽和没落。
比如，金融霸权、美元霸权，军事霸权、科技垄断，体现了美国的力量；而世界工厂、互联网运用、科技产业化、产品和服务，则是中国优势。这些要素那些属于潜在实力、代表时代潮流，谁反映的生产力更进步？
比如，美国政府采取联邦制+三权分立+总统制，分权调动各方积极性，制衡特权、专断，防止犯大错，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分权让联邦政府在国内抗疫和发展上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从上世纪50年代到奥巴马就几次规划高铁建设，直到现在仍然为零公里，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要求制造业回归，可就是回归不了。它的制衡也阻止不了联邦政府违法越过议会动用军队去打伊拉克和利比亚，就连小布什任职时期打阿富汗、奥巴马时期打叙利亚，都是绕过国会，对于总统犯大错也无法制约和纠正，如果想弹劾总统或把总统告到最高法院，弹劾要议会通过，两党的制约和规定的比例数很难通过弹劾，最高院又是总统任命的，总统所在政党的大法官多了，就不会判总统违法。可以说它的制衡纠错机制本身有问题，现在更难以发挥作用，两党竞选变成争权夺利的工具，这样的体制要么做不成事，要么效率低下；还有美国频繁发动对外战争，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权威数据：冷战前，美国平均2.4年打一仗，冷战后至今，平均1.4年打一仗。（14）没有把财富用在民生上而是用在打仗上。中国的举国体制反映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强调自下而上从实际出发与自上而下执行力的统一，体现了集思广益和追求效率；中国的内外政策透视着内部和谐服务与外部友好相处的统一，强调人民主体地位和服务意识，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中国的发展理念强调长期规划与当期任务统一，致力于理想与现实的结合；强调体制制度硬核与品质修养内核的结合。中国战略策略上主张和平和反对战争的统一，注重发扬斗争精神，通过思想斗争消除内部隐患，通过对霸权主义斗争，消除战争风险。先是以斗争制止战争，否则就得以战止战。有了斗争和革命就会少了国家间对抗和战争。哪种制度优势多些？
再比如，面对新冠疫情，中国运用举国体制，从严防范，全面管控，口罩、隔离、封城，很快阻断病毒传播，还输送物资，派出医务人员帮助他国，体现友善仁爱的文化；美国防疫当初，不乏拒绝戴口罩、隔离、限制的人，将人权、自由、上帝置于生命之上的文化，加之联邦与州政府的分权体制，协调难度大，抗疫不力，造成确诊和死亡数达世界最高，防疫期间也暴露出美国残留着的种族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陈渣。疫情是种自然现象，它对社会治理和社会文明也是一种自然检验，哪种文明更胜一筹？
历史哲学家杜兰特说过，“我们不应当为我们的文明也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死亡而过于烦恼。…….新的文明和中心有机会出现，这大概应视为一件好事。与此同时，迎接日益崛起的东方的挑战，也许会给西方重新注入活力。” （15）
面临重重矛盾和困难，美国很难淡定，既想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又想把别人的步伐拉下来。特别是大选临近，美国极有可能向外转嫁矛盾，但是它却缺少转嫁矛盾的充分条件和底气。它的科技优势需要通过产业化实现价值创造，但它既没有高效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也缺少完善的工业门类制造体系，无论在本土转化，还是到别国进行科技的产业化，都难有中国那样的效率，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快速地带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
军事霸权是美帝国的底牌，它曾经到中国家门口战争，在中国一穷二白的时候它都尝试过，即便在同越南战争时，它也照样一败涂地。后来打伊拉克，打出了次贷危机，搞得金融系统和美元霸权几乎命悬一线。不仅耗费大量资材，也丢失世界道义。美国现今的虚弱与它穷兵黩武分不开。2019年6月，前总统卡特在一次演讲中说，特朗普曾电话给他说，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美国。卡特认为中美“自从实现关系正常化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一直处于持续的战争之中，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门等许多国家。经济学家估计，我们在这些战争上花费了大约3万亿美元。1949年以来，中国从未向任何国家发动战争。你可能会说，这意味着省下了3万亿美元，他们的经济非常发达。中国把钱花在了对人民有利的东西上，例如中国拥有1.8万英里长的高速铁路，我们有多长呢？我们和20年前没什么两样。”（16）其实，卡特的表达反映了美国和世界更多人的观察和心声，这些都决定着战争的性质和胜负。现在美国的国债达到26万亿美元，国际警戒线的标准是国债不能超过GDP的100%-120%，显然美国已超过这个标准，2019年美国GDP的总量为21万亿美元。2019年，美国财政收入3.4万亿美元，但是美国的财政支出高达4.4万亿美元，净亏1万亿美元，这还是在基本没打仗的前提下，现在美国的财政甚至不能支撑现有的海外驻军，也正在失去对“盟友”的利诱能力，今年美债达到130%，事实上已失去海外热战的能力，只能保持威慑能力。（17）美军真的会用几艘航母和几个点状的基地对雷达林立、火箭丛生、“航母杀手”威慑的大国铤而走险吗？贸易战、科技战还处于胶着状态，现在到别人家门口打仗，中国要比朝鲜战争时的中美实力比大大缩小，赢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3、历史的进步会体现正义性和原则性。如果许多诚意和行为，都难以挽回美国对世界秩序的瓦解和中美两国的尖锐对立。非要毁坏秩序，发起战争，那么谁也挡不住它的冒险。“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18）不论美国发起的是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还是冷战、热战，全看战争的性质是正义和非正义，非正义的战争必然失败，一战、二战是这样，许多非正义的战争都是如此。新世纪进行非正义战争更注定其失败的结局。战争会让世界重新安静，新的格局会重新组成，新的秩序会重新建立，战后会很快露出和平的曙光。可见，螺旋式发展包含着机遇和挑战。危机带来灾难，也孕育良机。
面对上述世界走势，针对处于重要和敏感的中美关系，唯愿美国放下傲慢与偏见，停止挑战回到现实世界；唯愿中国坚持战略定力，并以变应变调整策略；唯愿世界各国防止暧昧的绥靖政策和孤立主义，坚决反战止战。
大疫之年，世界最困难之时，人们最不希望再遭遇人为灾难。无论如何，我们仍要表达出人类的善愿和智慧，让人的的主观能动性去感动规律，不要轻易缩短这代人的稳定发展。尽管我们深知社会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我们还是期望在顺从规律中尽可能地努力，走出目前的低洼，减少人们的痛苦和牺牲，逐渐将人类社会推向新的时代。
（1）（3）（4）（13）(15)（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p113，P90，P90、91，p180，p179-180
（2）（5）李奇霖：《民粹主义兴起和逆全球化》2020年5月7日，和讯名家
（7）《历史是有惯性的，中国主动跳出中美关系发展的怪圈才能破局》公众号高见高论，2020年7月8日
（8）曹然《专访谢淑丽：应避免美中“向下触底”的竞争》，2020.7.13总第955期《中国新闻周刊》
（9）《中美关系是否正走向战争?》旅游北京网，当今国际关系栏目，该文主要内容来自编译SCMP 2020年7月19日
（11）分教育课堂：《加尔通预言美帝国2020年崩溃，网友：特朗普神助攻，有望实现》2020年6月26日
（12）《人类文明演进和中国的方位》如是山林，2020年7月23日
（14）《美国对中国的暗算》强国声，2020年8月19日
（16）卡特：《我告诉特朗普，美国一直花钱打仗，而中国在修高铁》2019年6月10日，环球网）
（17）坏土豆：《大国崩塌！美国最后的疯狂开始了》读者选刊，2020年7月21日，来源坏土豆不哭
（18）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P1486
（邵春保：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