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践行《三字经》《弟子规》 - 《弟子规》交流 - 和谐网【和谐中国网】传播和谐文明中国Hxzg.Net

□新安晚报记者蒋楠楠

新安：现在很多幼儿园都在教小朋友背《三字经》和《弟子规》，包括我孩子的幼儿园，您觉得这是好事么？对于一般人来说，如何鉴别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应该摒弃的？

钱文忠：当然是一件好事。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五千年的文明留给我们什么样的财富？我们究竟懂得多少？除了“人之初性本善”流传甚广的名句外，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对这些古代非常普通的读物琅琅上口。特别是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优秀的传统文化素养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我想，很多家长和我有类似的感受，我们花很多的钱送孩子上外语培训班，但我们却忘了自己的文化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我接触到的范围而言，绝大多数人还是重视《三字经》等国学启蒙读本的正面价值的，当然，这不等于说它没有毛病。我赞成对于所有经典书作都必须深入研究、透彻分析、适当甄别，当然也赞成在学习它们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对待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也是学习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至于该怎样“取”、“舍”？我想这个问题太大了，需要具体分析，可以参考我在别的地方发表的意见。就小学国学教育而言，我认为应该重视记诵、适度讲解、规范行为。

新安：《钱说<三字经>》和新作《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的区别在哪里？您更愿意这本书被归为“畅销类”、“休闲读物类”、“文化哲学类”还是别的类别？

钱文忠：几年前我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们并没有把握完全理解《三字经》，倘若有这方面自信的话，那也终究是非常可疑的。这本新作不仅着力解决《钱文忠解读<三字经>》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在总体行文、叙述方式等方面都有新意。出版方还敦请了资深文史编辑专门校对，分几个轮次，全面检查错讹。至于分类，并不重要，我希望可以归为休闲读物，让每个家长和孩子都可以在闲暇时认真学习传统文化。

新安：根据您的观察，这些年的国学热潮中应该有哪些是需要“冷”思考的？

钱文忠：首先，对于各式各样的国学热，我必须表明我的态度：毫无疑问，这种现象都是可喜的；最起码，这说明我们对按照时下做法，统归入“国学”名下的传统文化开始珍惜和热爱。其次，我也必须表明我的担忧：我们对这股“国学热”的背景是否有足够清醒和理性的认识？“国学热”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一些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摧毁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所以现在二三十年就想恢复是不可能的。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已流失了不少，就好比是患了失忆症的人，需要不停地对他呼唤，唤醒他的记忆，增强他的记忆。唤醒记忆的最好方式就是要从基础开始，不能好高骛远。就像一个人头热脚凉总是不妥的，真正的热应该是把脚先暖了，然后再是头热。学术界近年来放低身段，做了一些基础性、普及性的工作，就是很值得赞赏的。

《百家讲坛》是药引子

新安：您觉得《百家讲坛》的意义是不是在“普及”这个点上？如果这个点成立的话，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的国学教育是失败的？

钱文忠：一味中药有几十种成分，但是离不开“药引子”。《百家讲坛》就起到了传统文化中药引子的作用，药引子单独吃可能没什么用，但是吃中药没有药引子，药力就没那么大，药效也没那么快。于丹没有讲《论语》前，有那么多人去买《论语》看吗？百家讲坛对传统文化复兴发挥的作用已经相当大了。

新安：象牙塔中做学问的人都走上电视，走入公众视野，这个会影响到大家对学者做学问的看法？

钱文忠：这样的现象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去诟病，需要更加理性地来看。首先我觉得把经典讲得有趣可以，但前提是不能损伤经典，要忠于经典的原义。经典就是有很多人要看的，其本身就具有“有趣性”这一特质。而百家讲坛是一群非常有职业素养的传媒工作者和一群比较适合电视讲述的专业学者共同努力、相互沟通来从事的一项文化事业。它的作用就在于为更多人更通俗化地解读经典。国学不是象牙塔内的学问，不是几个教授摆弄的精致古典的学问。在国学名下的这些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如果能被我们发现、呵护、弘扬，最终建设成为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富强。

新安：您曾经说过，《三字经》偏重于教人知识，而《弟子规》所偏重的则是做人的规矩，《三字经》着重的是文化，《弟子规》侧重的则是文明。文化和文明之间的距离有多长？为什么那么有文化的中国人却总是那么不讲规矩呢？

钱文忠：在当今大多数人的观念中，文化与文明没有太大的区别，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常说中国是文明古国，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这就是把文化等同于文明了。这种混淆在报刊、书籍和其他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中屡见不鲜。其实这是逻辑上的错误，因为文明必须是与时俱进的，但文化不一定一代就比一代高。有一些不能不说是有文化的人，本身却不文明。他们虽然有文化，但是缺少文明意识，把“文化”挂在嘴上，实际上恐怕是为了掩盖自身缺少文明。如今，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在上升，文明水平却在降低。希望我们能将文化落地为文明，更多地去挖掘一些文明的经典，以开阔的心态去学习东西方文明的精华，一步一步增强中华民族道德的力量，重建礼仪之邦。

新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想听听您对《××那些事儿》和《这才是××》之类的历史书的看法，以及您对袁腾飞们解读历史的方式有没有什么看法？

钱文忠：我觉得当年明月、袁腾飞等代表着一种自由的讲述风格，使用的语言更网络化，而且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诸如《明朝那些事儿》，它的受众面会很广，最起码它能做到引发读者的兴趣。如果读者的兴趣一旦被引发，就不会只停留在一点上了，他一定会继续往下走，并寻找别的历史书来看。实际上通俗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因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普及解读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健康、良性的普及应该是一项高层面的工作，它要求讲述者对所讲的题目和内容有全面的了解。讲述者不应该去迎合观众的口味，但也不能居高临下地去引导，而应有一种相互交流、融合的态度。如果站在一个受众的角度来讲，我想他们需要一种比自己的知识基础略高一点的普及解读。如果低于他们的知识基础，就没有必要；如果持平，就没有落差，也没有张力和吸引力；如果太高，专业化程度太强，这种张力就会大到拉断、扯裂讲述者和听众之间的联系。

不需大师的实践时代

新安：中国人都在唏嘘，季羡林之后再无大师，甚至也有人质疑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在您看来，季羡林最值得称道的是什么品质？什么叫大师？您觉得中国还能不能再出所谓“大师”？

钱文忠：季羡林先生不仅研究涉猎面极广，而且，在他所涉猎的每一个具体领域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斯人虽逝，却给我们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目前搁在季羡林头上的称谓，都是不重在反映专业学术领域的尊称，季先生无疑是一个历史人物，自有其历史地位。但这个地位的确立，首先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我们应该努力去了解他在学术史、精神史上的创获与贡献。至于大师，应该是指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这个时代国学领域无大师可言，别说大师就是小师也没有。大师不是每个年代都能产生的。现在应该是把一些浅显的国学道理放到民间去普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也不是一个需要大师的年代，这是一个更需要实践者的时代。

新安：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宫斗戏和穿越剧，这种戏说历史包括最近的《甄嬛传》现在尤其火爆，您觉得这种情况堪忧么？

钱文忠：没有看过。

新安：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您也数次入围，对于这个榜，您的态度是什么？

钱文忠：首先我声明，我不是作家，只能算是写作者。至于榜上的数字肯定没那么多，这我是清楚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泡沫。没有关心，其实作家们缴纳了过高的税，很不合理。因此就当是一场玩笑吧。其实中国的作家收入并不高，一是反映出阅读人口还不够广泛，二是作家要缴纳的税收过高，三是盗版极其猖獗。所以不能叫富豪榜，最多也就是作家收入榜，作为内部消化还差不多，一旦公布出来，让人嘲笑。国内一本书发行100万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你放到日本和英国去看看，算什么。

新安：现在大家都在说中国人已经没有“认真的信仰”，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的信仰是什么？

钱文忠：我们这个民族原来有自己信仰的东西，比如我们信仰孝道、信仰温良恭俭让，很多人信佛、信太上老君、信孙悟空，都可以，但到了今天，一些人除了信我这个姓——钱外，什么都不信。这几年我也在宣扬这么一个观念，自己也在做这样的思考。可能我们是要开始反思或者修整我们对财富这个观念的理解。我理解的财富除了我们讲的金钱外，除了我们讲现代社会可以通过金钱购买到的种种东西外，财富还包括另外一个部分，只有靠我们自己才可以追寻到的东西，这个东西也许虚无缥渺，也许没有市场价值，也许不能兑换，但只有这些东西，也就是信仰、文明、审美、道德、伦理，才能让我们的财富成为真正健康而圆满的财富。如果我们拥有的所有物质财富不是为了兑换成这样一种终级财富的话，我们的财富除了让我们担心外，我想不会有什么其它的效果。

“这个时代国学领域无大师可言，别说大师就是小师也没有。大师不是每个年代都能产生的。现在应该是把一些浅显的国学道理放到民间去普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也不是一个需要大师的年代，这是一个更需要实践者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