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

——《庄子·外篇·骈拇》

　　再说把自己的天性、本性规定为仁义的讲究与践行的人，哪怕做到了如曾参、史?一样彻底，我也不认为那有多么好多么高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五味烹调，虽然精通如俞儿，我也不认为那有多么好多么值得称道；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五声音乐，哪怕高明到与师旷一样，也不是我所信服的耳朵功用的极致；把毕生的精神献给五色美术，虽然高明到离朱那个样子，我也不认为那是眼目本性的极致。

　　这里庄周又碰上了一个现代性的麻烦，发达的社会带来了分工的细化，传送带、生产线就更加细细分割了劳动过程，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效率与成果的同时，造就了人的畸形。例如许多艺术家、大明星，他们的生活品质极端扭曲。某些学者的呆气，某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矫情，某些政客的手段，某些商家的经济动物习气，都令人震惊。故而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将保证与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主张。而早在庄周时期，他已经看出了分工化、专业化所带来的负面可能。烹调料理，做得太过了，如俞儿那样，对他本人，不会有好处。音律乐声，精通到了师旷那样，其实违背了人的天性。还有离朱，精通美术，从庄子的观点看，对自己也并无益处。庄子的认识没有达到提倡全面发展的程度，他要的只是正常、逍遥、天年、自然而然地生活，不要为了某个后天的目标而扭曲自身。而仁义的事情与此类事情同理，一辈子只知道仁义，和只知道韵律一样地不正常不全面。

　　但一部《庄子》中也时有自己与自己抬杠的地方，例如他描写的庖丁、做带钩者，其专业化、单一化，都达到了不亚于师旷、离朱的程度。

　　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

　　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

    ——《庄子·外篇·骈拇》

　　我所讲究的美好，并不是什么仁义的标榜，而是指自身天性的完满；我所讲究的圆满，并不是仁义的教训，而是对于人性与生命的自然而然的放手态度；我所讲究的耳聪，并不是指善于听到外物，听到万籁，而是指能够倾听自身的需要与呼声。我所希望的目明，不是指能够看得清外物与万象，而恰恰是指能够认识你自己，看见你自己。

　　那种看不见自身只看得到外物的人，只羡慕别人而不能自我欣悦的人，是不知道自己应该珍惜属于自己的一切，不懂得自身的内在需要，而只盯着别人的需要与别人为你所作的规范的人啊，是自己不适应自己的已成就、欲成就、自然会成就的角色，而专门去适应别人要求的角色啊。一个是盗跖，一个是伯夷，做事都很过分，为人都太别扭。唉，我面对大道玄德，深感惭愧不足，所以我是上不敢奉行仁义的节操，下不敢有别扭的行为啊。

　　这一段话说得简古，但含义深刻，联想的空间极大极宽。什么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可以有许多解释。首先，已有这样的解释：不按自身的性情、自身的需要、自然的趋势办事，而是按他人的忽悠、他人的规范、他人的诱引行事，于是出现了过分清高的矫情的伯夷，过分卑下的同样是矫情的即不近情理的盗跖。也可以解释为：看得到别人的毛病与责任，看不到自己的毛病与责任。还可能是看不到自己的幸运与成果，而只知道羡慕嫉妒别人的运气与成果，叫做“人比人，气死人”。这种人对自己缺乏了解也缺乏信心，老是拿别人作自己的目标、标杆说事儿。不认同自己，不珍惜现有，总是认定自己冤屈倒霉，这样的感受本来可以理解，可以同情，但人人如此了，未免无益而且讨厌。我们说的这山望着那山高，我们说的“生活在别处”（语出法国诗人兰波），我们说的异化，不是庄子早就指出来了吗？

　　不能说人类不需要这样的反省：人类费了那么大的劲，为自身的美好生活创造积累了那么多观念、理论、知识、技术，然而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与聪明的吗？有没有多馀，有没有骈拇与枝指？有没有自找麻烦，自寻烦恼？不想不知道，也许会一想吓一跳。而庄子那么早就想到了这样的问题了。你能不佩服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