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梦溪 

　　盖人类的一切创造，都缘于自由，人生的一切挫折，也都缘于自由。而狂，则是自由的情感外化，和自由精神的变体。如果“狂”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趣，乃至一个人的性格精神和审美趣味，我们可爱的东坡先生，有理由作为它的全权代表。

　　宋朝和唐朝相比，士人的狂者精神似乎已经敛退了许多。宋儒的集大成者朱熹，最不能容忍学者有“狂”的气息。我们如果翻一翻他的著作，会发现“狂”之一字，他的解释几乎全都是负面的。他很少单独使用“狂”字，而是组成“狂妄”、“狂躁”、“狂易”、“狂恣”、“狂骛”、“狂率”、“狂僭”、“狂悖”一类语词，否定评价的取向至为明显。二程（程颢、程颐）的看法略同于朱熹。

　　而作为北宋改革的急先锋王安石，狂的因子完全具备，但他最终没有发展为狂，而是走向了“拗”。他的内心其实明朗而单纯，只不过国身通一的儒家理想，使他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置自身的处境于不顾。面对反对改革的众声喧哗，他毫不动摇，友谏不听，敌毁不回。因此而得“拗相公”的雅号。不过在他的对手眼中，王安石就不止是“拗”了，“狂妄”、“狂悖”抑或有之。王安石自己的解释是：“好大人谓狂，知微乃如谍。”（《再用前韵寄蔡天启》）他不能容忍把“狂”和他联系起来。对手中也许只有一个人并不在意他的狂与不狂，这个人是苏东坡。

　　苏东坡当时后世一向有狂放之名，连同他的词的写作，也成了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因此宋朝的狂士，不能不首推苏东坡。他也不讳言自己的狂迈，诗词中每有以“狂”自况的诗句，如“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谁知海上诗狂客，占得胶西一半山”、“嗟余老狂不知愧，更吟丑妇恶嘲谤”等等。中华书局出版的清王文诰辑注的《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共八册）比较好读，我边读边擒拿，竟觅到近四十条跟“狂”有关的诗句（如果用电脑搜索当发现更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词学大家龙榆生校笺的《东坡乐府》，也有多例，其中第220页的《十拍子》“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语词尤为率直明露。总的印象是，年轻时涉“狂”的语词比较多，年龄越大，“狂”词越少，这也合乎人生的逻辑。

　　苏轼的狂，是秉承盛唐遗风的率性之狂，也是诗人之狂。可以说，无狂便无苏东坡矣，如同没有狂便没有李白一样。他和李白的不同之处是他不善饮，可是他比善饮之人更懂得酒性，而且越是年长越贪杯中物。他在诗中写道：“我性不饮只解醉，正如春风弄群卉。”（《戏书》）又说：“少年多病怯杯觞，老去方知此味长。”（《次韵乐著作送酒》）故苏轼的狂，大体与酒狂无关，但借酒壮胆、增加豪气的想法，他未必没有。请看下面诗句：“无多酌我君须听，醉后飙狂胆满躯。”（《和谢生二首》之二）“孤村野店亦何有，欲发狂言须斗酒。”（《铁沟行赠乔太博》）不过他也很矛盾，乘酒兴而放言固然痛快，过后想起来自己未免也感到可怕，所以诗中坦承：“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事实上，他的多次得罪，一贬再贬，还不是由于“狂言”和“真味”？而且主要是“真味”。他的那首有名的《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谓饱含辛酸的自嘲。此诗的另一版本作“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更能彰显东坡的自由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