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回复茅盾的亲笔信
周明在茅盾先生（右）书房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文化部长、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先生，于１９８１年３月以８５岁高龄辞世，这一天如今已过去２８年。
我认识茅盾先生是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初，但逐渐熟悉起来却是在“文革”之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１９７６年以后，我因工作关系，常常去拜访先生，常常求教于先生。当然，我是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一个后生晚辈，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接触先生的。而先生所给予我的教益，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我记得，１９７６年初，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和提议，后经毛主席批准，《人民文学》几经波折，得以复刊。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０日，复刊号出版后，当天我即奉编辑部之命，带了五本刊物，给茅盾先生送去。他一见高兴极啦，立即仔细翻阅刊物，爱不释手，兴奋地说：“喏，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他见复刊号《人民文学》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手书，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是１９６２年４月，这次经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刊用。他说，１９４９年《人民文学》创刊时他就请毛主席题写过封面字。
接着，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茅盾先生说，１９４９年７、８月间，他和一批从香港归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文化界、知识界知名人士大都住在北京饭店。中央决定要他筹办一个刊物——《人民文学》。创刊号编辑出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请毛泽东题写封面字。他说，为此毛泽东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呢。
我听到这意外的信息，喜出望外，便冒昧向先生提出：“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先生温和地笑了笑说：“在，在。我珍藏在身边呢。”
说毕，他转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是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是：
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读着这封信，我感到格外亲切，因为它是关于《人民文学》的。信中所说的“写了一句话”，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当时我便萌生一个念头——要是我的同事们都能看到这封信该多好！于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可否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
先生表示理解我的心情。他说：“本来我是珍藏着的，给《人民文学》的同志看看，倒是有意义。可以，可以。”
先生慨然应允，但却提出：“只不过，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我一口答应了。带回编辑部后，大家高兴地争相传看，还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当时还不曾有复印机，我便将原稿拿到王府井最好的一家“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下来，留下底片，三天后按时将原件送还茅盾先生。我眼见先生又小心翼翼地将信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这一切，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
此后，因为工作我常常去拜望沈老。说实在的，每次去，我总是见他在伏案写作，那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很令人感动。因而我也不忍心过多打扰他，剥夺他的宝贵光阴。所以总是谈完事很快离开。可是，遇到他精神好时，他却总是要我多留一会儿，向他说说刊物工作的情况，以及近来出现了哪些好作品，有些什么新作者，创作中有什么问题，等等。他十分关心创作，关心文学事业，关心青年作者的培养和成长。常常有许多初学写作者写信或投稿给他，他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身体情况较好时，他大体上都翻看的。我发现，他在交与我处理的一些信、稿上，有的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有的他还亲笔批示：“请处理”、“请参考”。可见他仔细看了，并且注意到了信、稿中所涉及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精神焕发。当时他已是８０岁高龄的老人了！１９７７年１０月，《人民文学》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邀请他出席讲话时，他欣然应允了，并做了认真准备。当时编辑部派我去同他商量，他详细询问了座谈会讨论的情况，以及哪些作家参加、谈些什么问题、与会作家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况如何，等等。他于１０月２２日下午，来到东城礼士胡同５４号，会见了与会作者，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是个久不写作的老作家了。听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这么一个会的消息很兴奋。多年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有可能开这样的会。这次座谈会，人数不多而方面甚广；作家而外，有诗人、评论家，都是文坛上久经考验的坚强战士，卓有贡献，向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和热爱。现在共聚一堂，畅谈心得，交流经验，必将对创作的繁荣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以文坛一退伍老兵的身份，躬与其盛，能向各位学习，不但兴奋，并且感到荣幸。我知道有好多同志曾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现在云开日出，相信今后一定会逐步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讲话中，先生还语重心长地提出，希望评论工作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短篇小说要短而精，还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发表了宝贵的意见。他最后谦逊地说：“我所讲的，算是作为一个老兵的希望吧。”
到了年底，１２月３１日的上午，他又不辞辛劳地来到东城海运仓总参一所的礼堂，出席了《人民文学》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时他已是８１岁高龄，看上去虽然身体尚健康，但步履艰难多了。总参第一招待所的礼堂是在二楼，又没有电梯。我去家里邀请他时，他询问“上楼不上楼？”他说，他腿脚不听指挥了，怕上楼梯。我说我们可以多几个人搀扶您上楼。后来也是这么做的。可当我们扶他到达二楼礼堂门口时，他已是气喘吁吁了。我后悔会议不该在楼上开。而沈老呢，他站了会儿，定了定心，却微笑着说：还好。
当他走进会场，全场热烈鼓掌欢迎。他即席讲了话，动情地说：“第一次文代会，是１９４９年开的，在那个会上毛主席讲了话，周总理也讲了话，我记得在这个会上选出了全国文联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郭沫若，两个副主席：一个是周扬同志，一个就是我。后来我们就一直没动过，直到‘四人帮’上台那个时候……‘四人帮’把我们当敌人，一棍子打死，提出要砸烂文联、作协，这种对我们的法西斯暴行，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现在各方面都在关心文联和各个协会是不是应该恢复了，这件事情不光是恢复一些机构的问题，而是标志着党的文艺事业重新向前迈进；这对文艺工作的发展，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有利的，对于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互相交流经验，也是有利的；对于我们如何辅导广大的业余文艺工作者也是有利的。……还有，要恢复刊物。《人民文学》虽然已经恢复了，还有很多刊物没有恢复。比方《文艺报》，也应该恢复……”这些话，现在我们看来，也许感觉不到它的意义和分量，可在当时，这是在放“炮”啊！在场的同志无不敬佩茅盾先生的勇气和力量。他的讲话不断被掌声打断，顿时会场的气氛活跃和热烈起来。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啊！
此后，他又力所能及地参加了一系列会议：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７日至６月５日的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１日举行的全国文代会，等等，他为党的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重要会议及接待外宾的活动，那时，茅盾先生主要是集中精力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这对一位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是非常迫切、艰巨的任务。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茅盾先生是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以文学为武器，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一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尽管后来失掉组织关系，但他依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坚定的信念，因而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刻，留下了两项崇高的遗愿：一是致信中国作家协会，捐出２５万元稿费，建议设立长篇小说奖，用以繁荣祖国的文学事业；一是致信党中央，要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说：如蒙追认，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１９８１年３月３１日，党中央决定：恢复茅盾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籍，党龄从１９２１年算起。这是一项鼓舞人心的决定。当然也有些遗憾，因为这一决定是在他去世后做出的。其实这也是先生的本意。３月１４日，茅盾在医院的病床上，大概是有不测之感，提出想坐起来写这么两封信，他说这是他久久的心愿。儿子韦韬便委婉地告诉他：你现在坐不起来了，没有力气。你口述，我记录好了。当儿子笔录完毕，给他读了之后，先生点了点头，硬是挣扎着要起身签名，韦韬于是用手扶持着，助父亲一臂之力，使得老人才勉强握起笔，郑重地在致党中央和致作家协会的两封信上颤抖地分别签署上了沈雁冰、茅盾五个大字，但是他嘱咐儿子要在他死后递交。他还喃喃细语说：我死了，反正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如蒙追认，将是我一生的荣耀。为什么先生要求将这两份遗书一定在他死后递交中央呢？据韦韬说，前一年夏天，先生住院时，曾有老朋友在探视期间向他提及此事，认为他应该重新提出申请入党，当时他表示说：我是在党的早期困难时期加入党并同党一起度过困难的，现在我们的党胜利了，我就不必要提这个问题了，去和党分享荣誉。后来，还是韦韬向他介绍，现在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许多年轻人中间产生了信仰危机。茅盾先生听后镇定地说：“唔，这样啊。如果是这样，我现在倒是要考虑入党的事。”从此，他又萌发了这一信念，直至生命危急时刻，他坚定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终生的理想信念，从心底呼唤出生命的最强音：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我的心向着你们！”
这是多么诚挚的感情！多么感人肺腑的心声！
２００９年仲夏６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