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秉林，留英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南大学教授。从事机械故障诊断学研究以及高等教育管理和政策研究工作。1994年回国后任东南大学副校长，1996年调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2001年由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又到了一个开学的时节。当孩子们背起书包或新鲜或不情愿地走进学校时，有着“教师摇篮”之称的北京师范大学（下称“北师大”）也迎来新的学期。

自2001年起任北师大校长至今，钟秉林和这所百年名校一起走过了将近10年的时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的时间，钟秉林给北师大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对于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教育公平 等方面的问题，钟秉林有怎样的见解？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专访了这位儒雅温和并很少在媒体公开露面的大学校长。

师范毕业生已经供大于求

在人们的传统观点里，师范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只能去当老师或者大部分都走入了教师的岗位，而现在的情况是由于教师职业本身的特点（延续性强等），有许多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在毕业后走向了社会的各行各业。

钟秉林告诉记者：“现在，社会上新教师的供给已经基本平衡，甚至供大于求了。”据其介绍，以2008年为例，我国师范生毕业76.5万人（包括本科毕业生30.3万人，大专毕业生24.3万人，中师毕业生21.9万人），另外还有17.1万非师范毕业生通过认证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累计达93.6万人。而2008年基础教育学校（即中小学）录用的新教师只有25万人，供给量大大超过需求量。

“这表明有三分之二的毕业生不是由于自己不想去当教师，而是因为没有岗位，如果规定师范大学只能培养教师，而社会又不能提供充足的岗位时，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钟秉林说。

为了适应这样的情况，钟秉林认为：“走综合化之路是高等师范院校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北师大会丢掉教师教育的传统。”

但是师范大学的综合化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据了解，目前高师院校设置的非师范专业已占专业总数的60%左右，非师范专业的学生也占到了在校生总数的将近一半。由此也引发了一场综合化发展会否“削弱”或“虚化”教师教育的争论。

对于这样的质疑声音，钟秉林告诉记者：“不能用僵化的思维方式去看待所谓‘学术性’与‘师范性’之间的关系。”“综合化发展与强化办学特色、提高教师教育水平之间并不矛盾。”相反，钟秉林说：“如果认为培养教师就无需重视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才恰恰会‘削弱’甚至‘贬低’了教师教育。”

办学自主权不到位

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的现实原因

大学到底应该是“学堂”还是“官场”，大学“去行政化”问题曾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今年7月29日，历时两年修改、制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刚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下称《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高校“去行政化”大势所趋。

对于此问题，钟秉林强调，在讨论大学“去行政化”问题时，“首先应明确大学‘行政化’的具体内涵及表现形式，明确‘去行政化’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同时要分析大学存在‘行政化’倾向的深层次原因。”

“大学行政化，简单来说，就是把大学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钟秉林说：“如果从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大学作为行政机构或行政机构的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不分。”另一方面，从大学内部治理的角度来看，“‘行政化’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和分割、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进行替代与压制。”

究其原因，钟秉林认为，“大学内部存在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或行政事务)两大并行的权力系统，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现象的客观原因。”而从历史原因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照搬‘苏联模式’，大学近乎于政府的附属机构，学校在学科专业设置、课程教材标准、学生招收录取、学历学位授予、教师职称评定、办学资金使用等，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检查或审定，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十分有限，也导致了‘行政化’的产生。”

钟秉林说：“大学办学自主权落实不到位、政府行政权力缺少监督制约，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现象的现实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都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作了明确的规定。”钟秉林说。但对于具体的实施细则，“高校到底应该享有哪些办学自主权、如何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等关键问题，仍未有全面和明确的答案。此外，我国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官本位’意识突出，也导致一些大学行政人员甚至是学术人员对行政权力‘情有独钟’。”

钟秉林表示：“‘去行政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只是简单地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更不是取消大学行政管理，关键是要从根本上铲除‘行政化’产生的土壤。”具体来说：“其一，完善大学内部治理架构，协调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现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权力对于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术资源的调配，甚至以行政决策代替学术决策。”再者，“要依法保障、切实落实并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最后，“加强大学的科学管理，进一步提高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效能，更好地服务大学发展目标。”

高校排行榜漏掉了什么

2009年底，一份“中国高校绩效评价报告”一经披露，便引发热议。一时之间，对于该榜单科学与否的争论不绝于耳。

对于目前社会上名目繁多的高校排行榜，钟秉林表示自己并不是太在意，毕竟作为一个有15个一级学科位列全国前十的学校来说，“位居前列”似乎早已成为家常便饭。

对于大学绩效评价，钟秉林表示：“关注大学绩效，讲究投入产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我认为高校排行榜能否站住脚，关键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价值取向，二是数据的完备性和可靠性，三是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钟秉林说：“我关注的并不是北师大的排名，而是我们应如何遵循教育规律去科学地评价一所大学的绩效？”一所大学的绩效如何，确实可以从生源质量、人才培养质量、毕业生去向、就业率、工作后薪金、教师队伍素质、科研项目与成果等多方面去考量，但一个学校在关注弱势群体、为促进教育公平所作出的贡献，也应该是体现大学绩效的重要方面。

据钟秉林介绍，“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北师大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全部在校生的40%，来自农村的学生大约占三分之一，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占四分之一左右，少数民族学生的数量超过10%，在北京仅次于中央民族大学，而女性学生则占到一半以上。”

而“西部、农村、女生常常是我们关注的弱势群体的代表”，钟秉林说：“综合比较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贫困家庭、少数民族和女性学生的比例，北师大在促进教育公平上的贡献率排在教育部直属学校的前列。”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中，却鲜有将其纳入其中的。

校长答题

问：您理想中的大学和成功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样子？

答：我理想中的大学是自主办学，学术自由，氛围宽松并充满活力的。成功的大学校长应该是由实践和时间检验和评价的，即在他不当校长之后，在学校发展史中留下了什么。

问：您认为目前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首先是改革传统的教育观念，这是先导；二是改革大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现代大学制度，这是关键；三是改革大学的人才培养体制和模式，这是核心。

问：您怎么看“上学难”问题？

答：现在我们提到的上学难、上学贵不完全准确，应该是上好学校难，上国际学校、私立学校以及择校贵。目前社会上广为诟病的辅导热、办班热、择校风、条子生、高考移民 等现象，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老百姓对于好教师、好学校的认可和追求，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向往和非理性竞争。

解决“上学难”的办法，就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但困难也恰恰在此。办好一所学校，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周期较长，尤其是教师队伍的建设和优良传统、校风学风的形成，更要靠长期的积累。没有钱办不好学校，而光靠钱也是堆不出一所好学校的。

问：作为大学校长，您遇到过的难事儿是什么？

答：难事不少，例如应对北师大附属幼儿园、附小、附中的招生录取，比北师大每年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招生要难的多。这也与“上好学校难”相关，反映了当前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所在。

对高等教育来说，网上录取，不到调档线，说破天也没用，但基础教育阶段就难多了。有凭学业成绩的，还有靠体育、艺术特长的，也有想靠权力或金钱的等等。我赞同今后在高考录取中取消大部分特长加分，遏制社会上变所谓特长为高考敲门砖的功利化风气；当然，其前提是对于真正的特长生有规范的选拔渠道，如自主招生等。

问：作为大学校长，有什么难忘的事儿？

答：当校长忙，有时候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但是每年也都有高兴的事和难忘的时刻。第一是毕业典礼，看到学校培养出了又一批优秀毕业生；第二是开学典礼，看到一张张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年轻面孔；第三是在国内出差或者国外出访时，看见工作在各个岗位上的北师大校友，每次都为他们取得的出色工作业绩和对母校的情谊而感到高兴和感动。

问：北师大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答：历经百年形成的深厚的人文积淀和“爱国进步、诚信质朴”的优良传统，以及“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当然还有全体教职员工对于学校强烈的认同感和深厚的爱校情节。